作者简介:任冉(原名:任荣贵)。作者纯属一介民间学人,历经三十年潜心研究,创作了《人性与制度》一书。

内容提要:“人性本私、向恶、有善”是本文的核心观点。其中阐明“向恶”与“有善”是满足“本私”的手段或行为性质,具有可变性和差异性,主要取决于外界客观条件对人类主观意识的制约力。以此逻辑为起点,指出社会运作机理应以“法治为主,德治为辅”。

反观我国历史,儒家提出的“性善论”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底层观念,认为“善”是人类行为的主导因,即使“恶”的行为发生,也是环境不良影响所致,通过道德教育便可回到“善”的行列中来,于是,从上中下大力开展教育事业,试图改造人性,结果不尽如人意,反而催生了明显的圣人情结、虚伪文化、内斗习惯,以及久治不愈的吏治腐败。

于是,近代革命先驱喊出了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,推动了文化转型。如今,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时代,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,可是,儒家旧文化的惯性不可小觑。这就需要我们继续探讨人性的基本内涵,确认人性本私的观点,彻底抛弃“性善论”的困扰,为民主法治文化找到人性依据。

《人性与制度》一文撕开了人性真相的思想巨著,重构社会治理的认知革命

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,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从未停歇。当我们用道德的滤镜审视历史,却屡屡被现实的残酷刺痛 —— 战争、腐败、欺诈从未因教化而消弭。任冉所著的《人性与制度》以手术刀般的冷峻笔触,剖开人性的复杂机理,颠覆传统认知,提出 “人性本私、向恶、有善” 的震撼论断,为理解人类社会的运行逻辑提供了全新维度。这部著作不仅是一场思想的破冰之旅,更是一剂根治社会治理困境的清醒剂,引领读者在人性的误读与迷思中寻找治本的解药。

儒家 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 的千年说教,如同一幅温情的面纱,掩盖了人性的真实底色。《人性与制度》以 “分金寓言” 破题,直指人性本质:当分金规则依赖道德自觉时,不公必然滋生;而契约制度却能倒逼公平。作者通过对生物学、心理学、历史学的多维考证,揭示人性的三重结构:

本私:如同基因编码般的生存本能,是生命存续的原始动力,表现为对生存资源的天然索取。

向恶:在缺乏约束时,人性天然倾向于以最小成本攫取利益,懒惰、贪婪、嫉妒等负面特质如滚石下山,难以自抑。

有善:通过教化与制度规训形成的理性约束,如良知、道德、信仰,是人性向上的微光,但在本能面前往往脆弱如纸。

作者以 “物性 - 动物性 - 人性” 的演化路径,论证自私并非道德缺陷,而是万物求存的必然。从单细胞生物的趋利避害,到人类社会对“名、利、权、色”的博弈,生存竞争的本质从未改变。书中援引道金斯 “自私的基因” 理论,指出人类的利他行为(如母爱、群体协作)本质上是基因延续的策略,而非纯粹的道德升华。这种对人性的 “去神圣化” 解读,打破了传统道德叙事的浪漫想象,让我们直面 “人是自带原罪的生物” 这一残酷现实。

儒家德治的逻辑起点是 “人性可塑”,试图以道德教化构建 “大同世界”。然而历史反复证明,这种依赖 “圣人治国” 的模式最终催生了两大悖论:

虚伪文化:当道德成为上位者的律他工具,“满口仁义道德,却满肚子男盗女娼” 成为常态。宋代 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 的理学士大夫,一边提倡禁欲,一边纵容官场腐败,正是德治失效的典型史实。

治乱循环:缺乏制度约束的德治,必然导致 “权力越神圣,腐败越狰狞”。从汉代 “三纲五常” 到明清 “廷杖制度”,专制皇权借道德之名行压迫之实,最终将民族拖入 “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”改朝换代频发的周期律当中。

显然,与东方德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西方文明从基督教 “原罪说” 出发,承认人性之恶的普遍性,进而设计出分权制衡的制度体系。书中对比中西治理逻辑:

中国德治:寄望 “君子治国”,将道德拔高为政治合法性来源,最终导致 “皇权神圣化” 与 “臣民工具化”。

西方法治:以 “权力制衡” 遏制人性之恶,通过选举制、司法独立、舆论监督等制度,将 “恶” 限制在可控范围。

   这种差异造就了两种文明走向:当东方在 “圣人崇拜” 中陷入停滞,西方却在 “承认人性之恶” 的清醒中孕育出现代文明。

《人性与制度》提出根治社会弊病的核心方案:以刚性制度遏制人性之恶,以道德教化引导人性向善,构建 “法治为主、德治为辅” 的治理框架。书中强调:

制度设计的底线思维:承认 “人性向恶” 的必然性,用法律明确权利边界,如 “权力清单”“负面清单” 等,让 “私相不侵” 成为社会共识。

契约精神的核心地位:通过民主程序制定规则,如 “分金模型” 中的 “甲裁乙选” 机制,让利益分配透明化,从源头减少纷争。

监督机制的刚性约束:建立独立于权力体系的监督系统,避免 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” 的逻辑悖论,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中规定的主权在民、司法独立、舆论监督。

传统治理的误区在于 “治民不治官”,将道德要求施加于平民,却放任权力阶层的人性之恶。本书直击要害:权力才是最大的 “恶” 的载体。唯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,才能避免 “以善之名,行恶之实”。作者以宋代 “刑不上大夫” 导致的腐败失控为例,证明缺乏约束的权力必然异化为吞噬人性的怪兽。

在全球化冲突与国内治理挑战并存的今天,本书的价值愈发凸显:

对个体而言:认清人性真相,摆脱 “道德完美主义” 的自我绑架,在合理自利与社会责任间找到平衡。

• 对社会而言:打破 “圣人治国” 的幻想,以制度理性取代道德浪漫,构建更具韧性的现代治理体系。

• 对文明而言:在东西方文明对话中,以 “人性论” 为支点,重新审视和完善我国现代法治文化。